悲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保持了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其他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一般在8%到10%的增长维持20年，20年以后发展速度降到7%或者更低，甚至5%

大体是在11年内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甚至有海外媒体评论说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话了。

然而与超前设计能力比较，美国在实施战略的落地行动方面似乎仍面临短板约束，系统跟进得力落实措施明显不足，总体看收效并不理想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刘世锦表示，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在2013到2015年左右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但刘世锦指出，不能光看增长速度，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以往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中主要包括三块，基础设施大体占20%到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是中国投资的80%到85%，其中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

虽然企业利润降幅有所收窄，但该数据自去年年中就开始一路下滑。这些行业里面，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所以需要实现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随着我们不断开发新药和新的诊断技术，以及整个行业的产出增加，相应的成本也在增长。

现在，即使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在实施低利率政策，所以投资人一点也不恐慌。那么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设定一个通胀的目标，保证温和的通胀，但是又不给经济带来损害,避免过分大规模的通胀对财政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习近平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却往往被人忽视。摘  要：化圆为方：改革如何起作用（Squaring the Circle： How the Reforms Can Work），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14年12月3日引自《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作者为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

这种调整需要两年内将GDP增长下调至6-6.5%。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28%，相比之下，其他高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5%，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则为45-50%。

可持续快速增长的真正挑战是双重的：一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生产率，二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国内需求。赋予农民工居民应有的权利，以及享用社会福利事业的机会，会鼓励他们少存款，多消费。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要建立在三个目标上：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给予私营企业更多空间，以及合理配置区域投资。支撑投资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改革。

六月份，户籍改革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放松了对城镇和小城市的户口限制。但是中国政府通常不注重社会福利支出，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外的评论经常忽视中国野心勃勃的财政改革，总是浪费精力分析金融方面的问题，并揪住利率和汇率的微小变化不放。许多人将两年中利率的自由化当做一个国家将要进行改革的标志。

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股东不断向国有企业施加压力，希望提高效率。然而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要解决生产力改革中的漏洞，解决官僚和国有企业对改革的阻碍。

即使这样，风险仍达不到触发经济危机的程度。就国内而言，信贷总额的供给都来源于银行存款，基本不依赖浮动的大规模融资（当信贷比率或存款比率超过125%，通常会触发经济危机）。

无痛改革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基本上有两个选择。总而言之，债务必须要进行管控。第二，新型城镇化构想中并未提及对城市内人口密集区发展的鼓励政策。文章指出，不必对中国激增的信贷泡沫、飙升的政府债务和放缓的经济增速过于悲观，中国能够通过改革走上可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在我们自信地说中国已经走出一条可持续快速增长的道路前，还要将更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经济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上。重新调整的财政体系会减轻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为基础设施集资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会以更加平衡的结构来促进总需求的增长。

多年度预算也许会减少预算外收入，以满足短期财政指标，而如何审慎地处理债务将会作为官员评估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后五年中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前提是去年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重要举措顺利实施：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重新分配私营和国营企业的比重，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发展区域经济。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平均为GDP的2-3%，外债仅占10%，外汇储备为40%，外力对经济的影响很小。高附加值服务业，如金融，教育，健康和通信业，在生产力发展和增加就业方面具有极大潜力，但公有制在其中仍处于支配地位。

首先，户籍改革放松农民工进入小城市的限制，但是对于进入大城市仍然进行严格的管控。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计划（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旨在减少发达的沿海省市与落后的内陆城市之间的差距。

一是财政安排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许多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失衡增长主要体现在GDP中的高投资和低消费。中国政府于2014年3月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构想，旨在2020年底实现100万农民工向城市转移，享受城市居民权利的目标。研究明确显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速度更快。

这种情况使力图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会使得债务问题时刻处于控制之中，无需实行严苛的信贷紧缩政策。

如今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是与之竞争的国有企业的两倍。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生产力差距反映在城乡人均收入上，比例为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换句话说，在给定的资产基础上，即使每一美元收益所得的利润与国有企业相同，私营企业也可以创造更多的收入。与债务相关的风险确实存在，不透明的政府融资平台累积的债务，以及与投机性的土地开发相关联的债务，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平稳增长，家庭净资产值居高不下，不具备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风险因素。随着财政失衡状况的不断加深，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预算外的收入来筹资，通常是通过土地买卖和影子银行。让人们去往想去的地方生产力增长的关键在于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分开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时，可以明显看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利润率是相同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改革以提高生产力，寻找刺激需求的新源头，将经济增长稳定在现有水平，减少必要的去杠杠化要经历的波折。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调整债务，减少以土地做担保的贷款。

增长率的短期下调不是体制改革的代价，而是放缓建筑活动的需要，以便吸收超量的住宅。个人消费的平稳增长，应该能弥补投资的大量减少，为至少7%的GDP增长提供足够的需求。

生产力的发展喜忧参半，但财政改革一往无前。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